高军 程亮 陈鹏：促进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投融资的五个建议

3、实现目标的前提1）透明的政府预算地方政府需要向公众提供更为准确的关于其支出计划和债券收益所得用途的信息。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如果这一庄严承诺能够得到落实，那么，在今日中国体制下，各级党的组织同样应当受到立法审查。

增强经济活力，特别要为微观基础创造好的制度环境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真谛。配置资源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笔者对习总书记提出的上述六个重大问题逐一进行分析解读。应当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水平，例如，将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降至15%，就可大致减税5000亿元，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将十分显著。对国有经济，仍应当坚持有进有退，在竞争领域，国有经济应当逐步退出，而在公益性和弥补市场失灵的领域，国有经济则应当大步进入。

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而民有经济，从旧有的意识形态分析，实际属于另类，只所以需要促进其发展，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就业、增加税收等，因而更多是实用主义做法。因此，在不同范围内代表党组织的人，只要其违法行为是以组织名义作出并得到承认，那么，公民就可以到法院起诉，法院也应审理。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的主动力，力争短期内稳住宏观经济运行的几大底线，为后续新一轮改革的推出提供保障。

11.为新一轮的改革释放信号并营造氛围。3.重新调整定位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激活社会资本，成为未来经济快速复苏的基础。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定位是十分适宜的，短期内不宜进行过大调整，关注重心可以从短期问题和短期目标向中期问题和中期目标转移，即应当从稳增长和控通胀的短期目标向促改革、控风险和调结构等中长期目标倾斜。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调整期，企业面临困难的宏观环境下，不宜再增添企业负担。

1.当前产能过剩、监管套利、影子银行等几大风险归根结底反映了我国市场调节效率趋减和结构性资源错配的实质，未来改革的着眼点应放在要素市场改革以及制度层面的改革。行政审批不仅实际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而且易导致寻租腐败行为，对企业发展不利。

5.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积极配合各类改革和结构调整政策的有序推出。政策建议近期宏观经济数据带来的异常信号，导致机构间政策建议分歧较大，也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新的压力。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把调控误读或视为改革，要认识到类似之前的增量改革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帕累托改进。第二，制度层面的改革：从宏观层面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企与民企的关系、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关系等。

在改革过程中，具体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1.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改革的核心。具体而言应包括有序放开垄断行业、摒弃地方保护主义、简化审批流程、调整收入分配、户籍制度、财税体制改革等。短期内应加强对房地产投资和投机行为的打击，逐步使房地产回归消费品的本质。具体而言，要真正实王见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对政府而言，应采取以下措施：停止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同时改革垄断企业;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

有限有为的小政府是指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和行为，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纠正政府越位、缺位甚至是错位的问题，尤其是要清理和退出2008年以来反危机的临时应对措施，防止行政干预固化。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中国进民退趋势愈发明显，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挤压更为严厉，国有企业全方位向各个行业延伸。

在改革的时间先后顺序上，我们认为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简后繁、先推动共识性高的领域后推进分歧大的领域的改革、先加快当前紧迫性强的改革，特别是与稳增长和加快城镇化步伐相关的配套改革，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应该尽早出台方案加快实施。中国贸易的竞争力没有恶化，中国贸易环境开始逐步改善，因此不宜简单维持局部产业的出口而牺牲总体贸易升级的布局。

现阶段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当逐渐减少行政审批。改革的落脚点应该在政府本身，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纠正政府越位、缺位甚至是错位问题才是改革的核心。需要强调的是，在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同时，不能忽视地方之间的无序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是，政府部门在市场失效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上作用不足，而在竞争领域，政府部分参与程度过深，存在明显的缺位和越位。改革的着眼点，时间表与路线图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需要一个整体的改革框架、全方位的改革维度以及对改革步骤的准确拿捏。这集中体现：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12.68%快速上升至2011年的18.9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GDP由2000年的4.43%上升至2011年的12.98%;而城镇单位人员工资/GDP自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1%左右，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一直处于劣势。

自1 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的匹配愈发失衡。从经验来看，缩减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规模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6.适度推出新一轮消费政策。就短期宏观政策调控而言，我们给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当前宏观调控应当着眼于中期，为顺利展开改革和结构调整进行中期布局，政策定位不宜大幅度放松。

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负债规模来弥补收支间愈发大的资金缺口，从而导致当前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加大。例如价格改革必须在价格环境宽松时及时推出;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在新一轮基本建设和房地产调控之前全面启动;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清理和控制应当在金融机构绩效较好的环境中全面展开;产能过剩的调整也应当抓住部分区域和企业开工不足、绩效低下的时点重点推出。

第一，要素市场的改革：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应当逐步向市场化迈进，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重估和调整。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会影响到各地区的创新水平，进而会影响到各地区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其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以及对房地产价格抑制的效果十分复杂，可能需要审视实施的效果进行调整。如果要通过地区创新能力的改进来实现结构转型，那么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间竞争秩序就至关重要。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是通过企业合理地增加劳动者报酬支付、增加分红和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得到合理的增加，从而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重，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推进提高居民从企业获得劳动报酬的制度改革。(2)加强和完善资本市场立法，创新金融及其管理制度，为居民获得和拥有更多的财富创造更多的金融工具。

进入专题： 经济改革 。因此，在未来的结构调整中，初次分配格局调整，以及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关系的重构直接关系到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提升，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地位。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没有得到真正改善，反而出现持续恶化的局面。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落实和细化依然是消费信心维持的关键。

而未来改革的着眼点、时间表和路线图问题都关系到改革的成败。4.调整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2)进行税制改革，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在开放统一的大市场，有限有为的小政府、广泛低度的大福利的改革思路下，新一轮改革主要的领域应包括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户籍改革、土地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六大领域。

其次，需要推进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制度改革。(1)从法律和产权制度上保证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财产。

与此同时，要根据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公共财政能力合理规划社会保障安全网的推进速度，充分认识福利刚性并汲取其它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防止贪大求快、不切实际的大包大揽，扶贫不扶懒。同时，要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坚定不移走开放之路。

此外，要看到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由于拥有高质量的公共资源，房地产市场具有较强的支撑，长期来看泡沫风险较小;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风险较大，因此，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也要根据地区差异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这不仅要求我们在信贷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相应的短期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要给予民间投资更多的市场空间，要通过改革来扩展市场的边界和空间，从而稳定民间资本的信心。